五、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支势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而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只有10万人左右。

　　面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在沿途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9月，占领汉阳、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不战而下福州。随即，北伐军制定夺取浙江、上海，会师南京的计划，于1927年2月进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3月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开进上海。至此，北伐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

　　在北伐军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6年9月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

　　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北伐进军过程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率先攻入武昌城，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北伐军向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运输、救护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这种热烈的场面，在中国以往的战争中是罕见的。

　　北伐战争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湘鄂赣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

　　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工农群众运动以空前规模迅速高涨。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

　　在这些省份，农民运动首先高涨起来。毛泽东于192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农民运动为工作重点。从1926年夏到1927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吓坏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他们纷纷攻击农民运动，诬蔑其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毛泽东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尖锐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1926年九十月间相继成立。到1927年1月，两省工会会员发展到70万人。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三省都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工人相继举行大规模罢工，大多取得胜利。群众性反帝斗争蓬勃开展，推动国民政府于1927年2月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党中央和上海区委从1926年10月开始，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第一、第二次起义遭到失败。接着，党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 ——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在他们直接领导下，上海工人于1927年3月21日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六、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危局的出现和党的五大

　　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时，洪流中包裹的暗流、胜利中暗藏的危机也在发展。

　　羽翼渐已丰满的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鼓动和支持，不断制造反共事件。1927年3月，他指使国民党军队逮捕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敌人逼他签字解散总工会，停止工农运动。陈赞贤斩钉截铁地说：“头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不签！”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牺牲。

　　随着北伐胜利进军，蒋介石反共活动日益公开化。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妥协退让的错误。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伤亡严重。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冲出，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到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杀害的就达2000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4月6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幸被捕。他与敌人英勇斗争，严守党的秘密，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自述》中，他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面对敌人的绞刑架，他从容就义，表现出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顽强坚守，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树立起理想信念坚定的标杆。

　　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后，受尽酷刑，以钢铁般的意志，宁死不屈。刑场上，刽子手喝令其跪下，他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陈延年昂首挺胸，英勇牺牲。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坚定表示：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被捕后，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志士不辞牺牲，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他英勇就义，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萧楚女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工作时，曾对学员们说：做人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他在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红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革命前行的道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此后，全国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

　　在大革命紧急关头，1927年4月至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党的五大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还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党的五大的要求，通过了修改党章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首次把民主集中制明确写入党章，首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写入党章，首次明确入党年龄须在18岁以上。

　　党的五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大革命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党的五大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湖北、湖南、江西都发生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的事件。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这就是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后，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 ”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

　　在白色恐怖中，革命者血流成河却没有被吓倒。被捕前任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下“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言壮语。他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铮铮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根本不同的规模和形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传播，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为后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大革命中，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的自身建设得到加强。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 6年内，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党由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

　　在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积极性非常高，因此获得巨大胜利。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从主观方面说，这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大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同时，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扩大革命力量；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要发展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数量，更要巩固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质量。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成功。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这场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无论在大革命高潮中，还是革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人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现出宁死不屈的革命意志，为人民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不惜赴汤蹈火，赢得人民的信赖。

　　经过大革命，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是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有了明显提高。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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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版，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