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燕杰

高手一般不满足于一成不变。石鲁的艺术生命不算长，1950年，石鲁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画创作，到1981年，31年时间。中间有两次比较大的变化，基本上是十年一次大变化，穿插各种小变化，这在他同代艺术家中，是比较少见的。

1950年—1957年，石鲁基本上是用四十年代在延安锻炼的素描功夫在画中国画，方法和徐悲鸿的融合方法差不多。初期画得较为稚嫩，后来在印度，画出了一批的人物写生作品，其精彩程度，超过徐悲鸿、蒋兆和这些中西融合派的名家，反映了石鲁非同一般的才能。

1957年—1963年，这6年，是第二个阶段。前一阶段，他和赵望云朝夕相处，同时印度艺术较强的民族特色，对他刺激很大。他开始尝试抛弃中西融合的形式，使用较为纯粹的传统办法。变化的标志是1957年的《高山放牧》，这张画他自己也比较满意，到晚年还挂在画室墙上。当时出版不发达，石鲁大概只能看到一些《南画大成》之类的珂罗版画册，从他留存的画稿来看，他对四王、石涛、龚贤等都做过尝试，他的感知能力和实践能力很强，基本上是一上手就抓住核心，好像昨天还在用融合方式，今天就完全变成了传统笔墨。1957—1963年，是他的绘画成熟期。他的技法来源，其实主要是赵望云。色破墨、用赭石表现阳光这些一般认为石鲁独创的办法，其实赵望云已经用过了。赵望云和石鲁的绘画理念，有点接近宋画理念。他们的主要技法，其实和郭熙的办法差不多，看看石鲁画《延河饮马》的一张草稿，就可以知道。《转战陕北》画得有些拘谨，1960年的《高原放牧》、《逆流过禹门》、1961年的《丹峡映碧流》应该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可能也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

1964年直到他去世，是第三个阶段。一般认为石鲁绘画的第三阶段从1970年开始，以他改造五十年代印度写生的作品为标志。风格变化的原因，多归于政治运动影响。其实他1964年创作《东渡》时，已经显现出非常不一样的特征，就是用笔由之前的“圆浑”变得“尖刻”了，1965年的《桑山行》系列作品，这一标志性特征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六十年代中期，是石鲁个人语言符号确立的时间节点。变化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源于他对传统绘画的进一步认识和主动深化追求，而不是外部因素。这一时期，石鲁绘画有两种结体方式，一种粗体、一种细体。这一阶段水平最高的作品，应该是表现华山的系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