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霍春阳先生观窑瓷绘新作

孙飞

　　沽上的观窑主人赵总将恩师霍春阳先生（行文不避名讳）的瓷绘近作发图与我，邀为作评。鉴赏之余欣欣然，而后诚惶诚恐，谨记所思如左。

　　中国无疑是一个“瓷器之国”。考古者常说：陶器为人类所共有，瓷器乃中国所独创。瓷器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技术与艺术上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随着考古的近期发现可以证实，中国最迟在周时便已出现原始青瓷的烧制。在诸多古代文明中，大多能够掌握制陶技术，而只有中华文明通过提高窑温，调配釉料，创造了这交融着水、火、土的艺术。然而概览中国陶瓷史，宋代以前有所谓“南青北白”之说，一青一白两大瓷窑系统并驾齐驱，青似千峰翠色，白则类雪若银。或似明月染春水，或如玉盘承凝露，圆如桂魂坠，轻似云魄起，水归器内在人世间呈现出各自的青白与方圆。从中国陶瓷发展史看，在青白两大瓷窑系统之外，釉下彩绘的装饰手法早在唐代长沙窑，便广泛地得到发扬。那些花草与雀鸟，气韵生动，一派天机，显示出长沙窑工对造化的体察入微与绘法的娴熟。尤其是长沙窑瓷器上的题诗，那是原版的唐代社会风情的吟唱，或抒离情别绪，或叹世态炎凉，或写商贾宴乐，或描边塞征愁，今校之以《全唐诗》，其间亦不乏骚客辞卿之作。苏东坡曾谓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或许正是中国文人画风气滥觞于唐的民间物质呈现。虽然以往的诸多学者，多据年代早晚，并无证据地认为长沙窑的釉下彩绘装饰技艺，影响了后世磁州窑的“白地黑绘”装饰。但从现存作品看，这种参与工艺制作的“文人墨戏”风气却是可能的。宋代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于世，上自皇室公卿、达官显宦，下至幕僚胥吏、乡绅士庶，构成了一个比唐代远为浓郁的文化氛围。诗文书画在不同的阶层得到普及，而作为“载道之器”更能以一种不言而喻、润物无声的方式滋育慰藉着世道人心。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宋代文人画的诗情，书法的意兴，相比宫廷绘画的工致谨严，或许更能切合于民风日用，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在宋、金、元的战乱中，多少落难士子的愁怀，隐逸文人的悲肠，都付于那晶温莹润、冰清玉爽的一枕词令，梦里沉吟，枕边看花。他们达则济天下，穷则善其身，在穷达之间道器不离，以一种可官可民的姿态，一以贯之得续写着文化道统与学统。随着战乱中北方工匠的南迁以及元代景德镇高岭土的使用，陶瓷的彩绘仿佛寻到一张白洁莹润的宣纸。而元代至正间引进的苏麻尼青（近年亦有他说，本文不作赘述），高温下譬如徽墨的五色晕染，恰似一场历史的际会，开启了元明以降瓷器的青花与彩绘时代。然而，随着景德镇陶瓷彩绘的日趋宫廷化与世俗化，难以复见昔日长沙、磁州诸窑那般鲜活的生气，或许也可无奈地从中读到一丝文明后期的封闭与衰落。虽然近世亦有“珠山八友”之称，以笔者的浅见，“御窑厂”流落于民间的技艺，譬如裹足后的放脚，早已难成天真。如果说瓷器的彩绘是一种艺术，那么所难得的正是运于灵府的性情汇与祝融之火中难测的天成，又岂但以“工艺”而论焉？所幸者是这个开放的时代，艺术家们又一次广泛的参与了工艺，一时间瓷器的彩绘仿佛成为了当代书画家的一种风气。期间或许良莠芜杂，又或许成败相间，但窑火的噼噼啪啪中奏响得也许是一种天籁，窑神或亦曰：“你道我一生爱好是天然”。

　　瓷器毕竟只是一种器的存在。孔夫子说：“君子不器”。君子心怀天下，不能像器物一样限于用的方面。《易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当然是志于道的，《中庸》有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器者，物也，形也，当然不单是器皿，所有有形的物质存在都是器；而大道无形，是所有器物所存在、运动、变化、发展的总的法则。有形即有度，有度必满盈。是故，君子之思不器，君子之行不器，君子之量不器。恩师霍春阳先生，当代书画巨擘，一朝圣手。然则在其几十年的从艺生涯中，从来未满足囿于一技之长。其深谙中国书画的法式语言同中华文化学理的表里关系，梦读诗书，善省经典，用自己的人生沉浮深刻体验着“八卦震荡、刚柔相济”的乾坤大道。从此种意义审视老师的艺术生涯，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老师恐怕不是“个中人”，老师分明是一“道中人”。说实在话，在他成长经历的时代中，不随波逐流地应对现实，不人云亦云地独立思想无疑是困难的。尤其是“以法入道”的路与“由象臻理”的要求，更是难上加难。老师并没有在通常的辞章歌赋中寻求所谓的画外功夫，他选取从哲玄思想的源头去参照自己的艺术与人生。静观外物，默省自身，从而迎得一种闲和严静的清明。老师常对我言：“知道者易，行道者难” ，他的这种实践躬行之学进而养成其基本人生态度与精神情愫，兴物托象，濡笔噬墨，修成文化对艺术与人生的造就。逝者如斯夫，余以不雕之才，有漏根因，从师游匆匆廿又六载，师又早逾古稀，或谓人书俱老，名心退尽道心生矣。曩者，尝读阳明先生论致良知，谓：持经达变，抱一应万，待人接物事事可为，今睹师之行状或已然入此境乎？然而，老师道心即明，却转而为器，近来颇作瓷绘。王夫之也曾说过：“道不离器”，提出过“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认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周易外传》）。大概而言，没有事物便没有事物的规律，只能说规律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说事物是规律的事物。历史的看，这当然是对宋明理学虚浮空泛的修正。船山先生的学说，多继承张横渠。笔者当年曾得老师所藏《张子正蒙注》，翻阅数通，直至今日方可略知其味，而“道器不离”的宗法或许老师早已谙熟。原来无论为学，无论为艺，不过是为人，寻一条君子的修成之道而已。器与不器都是君子，论器即是论道。

　　其实老师画器从未间断。2004年，陈绶祥老师（此亦不避名讳）便组织策划了一套《大器丛书》，其中便有老师作品一卷。糯米般的高岭土白胎，透明釉，或青花，或釉里红，器型舒展有致，发色浓淡相宜。尤其是那釉里红的鱼儿，虚静空灵，如缥似影，宛若青白的天际呆住了一朵彤云。今复见老师的观窑近作，亦非争奇斗艳，依旧疏淡玄远。题材是一如过往的文人所衷，唯那牡丹与新荷的红，在如烟的青色中见出些许冷艳，譬如碧竹间、暮烟中冷羞的茜袖。而大面积的留白，晶莹通透，那是天空，是虚无，是周流于天地间惟恍惟惚的气。而那器上的所题，偏又多语出经典，全然是器以载道的琳琅。老师乘于物而游于心，怡然自得，何其逍遥快哉。

　　唐代李德裕喜欢藏石，传其每获奇石，皆予品题，并于石上镌刻“有道”两字。今观老师观窑新作，取陶诗“欲辨已忘言”的此中真意，欲为之名“有道”系列，未知老师以为然否？

壬寅孟春于懒云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