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崎先生
 

曹柏崑/文

  梁崎先生是回族的骄傲!是红桥的骄傲!是天津的骄傲!

  这就是“纪念”给予逝者的评价,当我们年复一年重复着这样的评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会感受到那不断加重加厚的丰碑,耸立在我们心间。与此同时我们是否想过,在纪念逝者的同时,我们生者究竟应得到怎样的人生启迪呢?具体说梁崎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又是什么呢?

  先从我们的时代说起,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梁崎先生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今天是科技大发展的时代,是数字化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我引用“艺术报”一篇文章的话,他说:“其实我们也处于一个贫困的时代,当下的人太追求物质,太渴求欲望满足,人们离开原始的简单、纯粹和高贵,变得实用、功利和物质。人们不再是自己,不再是自然地活着。人之身为物役,人之心为形役,人们得到的无限享受却失去与生命本能并生的灵性,失去精神生存的理由和信心。”“人们需要自救,而自救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艺术活动。”(洪兆惠《艺术变了吗?》《中国艺术报》,2014年9月15日第6版)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纪念梁崎先生的出发点,我们能从梁崎先生得到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以为有三点不能忽略,那就是真人、真功夫与真书画。

  我接触过的梁崎先生是个有血有肉,感情世界十分丰富的人。他表面上看不善言谈,不苟言笑,其实他也要喝上一小口酒,但不吃虾。他和我并排坐在他那小小的办公桌前,指着逝去的爱妻像,为我口念跋在相片旁的密密麻麻的跋语。晚年的他,玻璃板下满满当当的是《渴望》剧照。病榻上,他双手常常握着的是大本大本的画册。一旦到了画案前,他却像变了一个人,随心所欲地驾驭着那笔、那墨、那山、那水、那构图,与他那瘦小的身材形成极大的反差。他那大写意画就是在如入无人之境的状态下轻轻松松完成的。所以我说他是个“真人”。真人才会有真功夫。

  梁崎先生的真功夫体现在书画线条的浑融上。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谈书与画的联系是天然的,但不是必然的。不是画家就会写字,也不是书家就能画画,两者的结合既有先天的禀赋也有后天的努力。远者八大、石涛的结合,近者吴昌硕的结合,齐白石的结合都是成功的。但也有的大名家,画的器局颇大,题跋却很难相副,终现“一头沉”。梁崎先生却是书画双修,天然合一。一支毛笔既能入书,也能入画,实属难能可贵。

  再说“真书画”,梁崎先生是带着感情作画,带着思想作画,或思古咏今,或激浊扬清,全在画中,全在笔下。尤其是那些看似画不盈尺的小幅作品,画外有画,是真消遣,真漫游,真寄托。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又经历了大革命一场浩劫,一个小文人,视寸纸尺笺,都弥足珍贵。柴米油盐,喜怒哀乐便都在笔下流淌出来了。之前在中央文史馆举办的讲座上,美术史论家邵大箴先生批评写生之弊,在于没有思想。他大声疾呼要纠偏,要为生活注入思想。其实西方哲人也讲“人类天生就是审美和艺术性的动物,艺术是人性中的生物学进化因素,它是正常的、自然的和必需的。人类被进化出来就需要艺术。”梁崎先生的真书画是自然而然的结晶。闷来无事,茶饮半酣,他都可以动动笔,不是为了什么,也不是想表达什么,在身心两忘之时,真书画出现了。“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耐人寻味啊。

  丰子恺先生讲过人生三境界,一曰物质生活;二曰精神生活;三曰宗教生活。梁崎先生的回族身份,伊斯兰教的哲理究竟给了他什么,不得而知,仅从他安贫乐道的一生,或许正是宗教“认识”的理念赋予了他恬淡默守的本性。知足常乐。横逆来袭,泰然处之;名利加冕,淡然应之。他的画作平和简静,是否宗教的智慧主宰了这一切呢?

  梁崎先生对禅的道理早有体悟。禅是什么?表面上看似出自佛门,其实不然。禅是智慧,大则须弥,小则芥子,世间万物皆有智慧的因子在。说“禅”只是佛家的,不尽然。从绘画角度讲,那不是画匠所能把控的,那是士人画的高峰。禅是事物的本然固有。无论我们怎么表述这个世界,都是片面的,有局限的,独禅是世界的再现。语言、绘画、音乐、舞蹈,人们想用一切手段来表现,殊不知,说徒劳残酷了点,只是那是一个不追求不行,追求也不行的境界。如何去做呢?还是不期然而然吧。我有一方印,印文是“即离之间”,梁崎先生的山水堪称得之。

  真书画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有来头。梁崎先生朝思暮想的是佳书画,是大师的画集,他如饥似渴的学习前辈大师的墨迹,真传,体悟其中的妙谛,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李鹤年先生讲文房有五宝,笔墨纸砚帖,我们要以帖为师,以帖为师是以古人为师,梁崎先生做到了。梁老是天津许多前辈的代表,今天纪念梁崎先生,也是我们对他们那一代人的由衷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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