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野下的传统大师
 

——对孙其峰先生的文化思考  

邵亮

  作为一位美术史、美术理论的研究者,同时又是一名仅在天津美术学院从教十年的后来者,孙其峰先生于我而言闻名而神交已久。然而我所“认识”的孙先生,唯恐只是“书面”上的孙先生,是别人的研究文案、访谈记录和孙先生自己笔下的孙先生……我相信,论及对孙老的艺术造诣和为人的了解,纸上得来终觉浅,我当远不如诸多曾亲受孙老教诲、亲与孙老共事的前辈艺术人;然则,为了表示对于孙老的尊敬,乃至对我们正在致力于书写的当代艺术史和艺术教育史的尊敬,我唯有努力成文。由此,我对于孙老的研究,只能是对于别人研究孙老的研究,是站在一个文化观察者的角度上,对于一个前辈艺术家的当下接受情况和文化价值意义,提供一些初步的看法。文中多处借重前辈观点、研究成果的细节,或未能一一详尽标明,在此,首先我要对一直以来致力于研究和发掘孙老先生的艺术精髓、弘扬孙老宽宏博大的教育理念的各位前辈学者和艺术家表示最深挚的敬意。

  一、“大家、大道”——孙其峰先生的艺术生涯与艺术成就

  “方今论画手,耆宿数何人。

  沽上孙其老,丹青妙出新。

  山花纷烂漫,禽鸟倍精神。

  笔墨融书法,仍传造化真。”

  这是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史前辈学者倪志云教授近日为孙其峰的题诗。孙其峰先生是当代画坛耆宿,是天津美术学院在传统书画创作探索道路上的前辈引路人。已届九十多岁高龄的孙老先生,历获第九届造型艺术终身成就奖、第三届书法兰亭杯终身成就奖和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集三大终身成就奖于一身,这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当中是极少见的荣誉,是历史与时间对于真诚的艺术探求者的肯定,说明孙其峰对于传统书画有所坚守、有所突破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成果在当下文化环境中具有多么难能可贵的意义。在近百年的生涯当中,艺术家经历和见证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和文化史的一次又一次风云变迁,经历了诸多艺术价值和社会文化观念变迁所带来的课题和挑战,亦经历了个人遭际的种种顺境和逆境,而孙老自有其平常心的坚持,并兼具一个当代艺术探索者的敏锐和勇敢。“山花纷烂漫”、“丹青妙出新”的成就背后,凝结着孙其峰先生长年不懈的积极努力,孙先生以大家风范,探求大道,他不仅仅用自己的作品,还用自己的整个创作生涯,为当代艺术史做出了表率。

  孙其峰,1920年3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石对头村,幼承家学,8岁习书画,1944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科,“花鸟画受教于汪慎生、王友石;山水画受教于秦仲文、溥松窗;书法受教于黄宾虹、罗复戡;篆刻受教于金禹民、寿石工。”由此转益多师,更曾多受徐悲鸿先生建议影响,逐渐走向精擅花鸟、兼攻山水、书法的创作道路。1952年,孙其峰调入天津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美术系独立建院后遂为天津美术学院)教书,后又任绘画系主任。此后,孙其峰的艺术创作大成,在北京、天津、南京、沈阳、山东等地多次举办展览。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资产阶级”花鸟画的错误批判之后,坚守自身创作理念的孙其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更深刻地引起了社会文化各界的重视。他与其弟子霍春阳合作的作品《山花烂漫》成为了那个文化价值更迭时代的特殊重要的一个视觉标志,在第五届全国美展上被评为“建国三十年来优秀作品”。90年代以来,孙其峰书画创作、理论研究力作不断,其艺术影响力弥深,历任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天津市文联常务理事,文化部中国画研究院院部委,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天津美协副主席,天津中国画研究会会长等职。孙其峰先生在其自身创作境界日臻圆熟的同时,更以其“尊闻行知”的理念和态度,影响了几代致力于当代中国书画创作探索的天津艺术人。

  在中国当代书画创作领域,孙其峰先生艺兼数门,尤以花鸟画驰名。在中国当前的书画界,天津画坛每以传统根基深厚而令业界注目,孙老先生为津门画界前辈泰斗,亦多有“传统大师”的赞誉。熟悉孙其峰先生者,指出他不仅传统修养深湛,更有“化古为新”之能:“他的书画……自出机杼,真正区别于一味固守传统的古典主义,单纯玩弄笔墨的技术主义和脱离时代精神的历史主义,而又能在弘扬民族书画传统的基础上担当起沟通古今中外、重新建构当代花鸟画的重任。‘孙派花鸟’的这一本质特征是没有‘自我设限’的,总是自觉地充实自我,时时吮吸、消溶并加工外来体系及流派的各种艺术营养。”孙其峰的花鸟画,毋庸置疑具有深厚的传统笔墨素养,他的作品乍看之下意象娴雅,仿佛无一笔没有古人来历;然则若仔细分析,你却发现其作虽充满文人书卷风范,亦不乏生活气息,那些看似“接近”古人的细节,你竟又说不出到底是与哪家哪派的古人契合接近。究其原因,孙其峰先生在创作教学中素有强调“画理”之论:古人画法之佳者,固然需要学习,但学习“画法”更是为了结合自身的观察去参悟画理,画理既通,则学画一种飞禽的画法,亦可明白如何去画其他禽鸟,举一反三,不因研究技法则拘泥于画法,亦不因研究笔墨则玩弄笔墨,不因坚守传统则“自我设限”,这是对传统书画精神真正的高层次理解。

  我们所尊敬的传统,绝不是隔绝于当代艺术观念之外的传统。当代的艺术家面向当代的生活和当代的艺术舆论,他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去简单地二选一:传统艺术,还是当代艺术?今天的每一个艺术创作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所钟爱的“画法”,不论这种“画法”来自传统还是前卫;但无论他们选择哪一种法则,他们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法则只是他们通向自身的“理”的途径,要学会坚持自己所擅长的法,亦要懂得“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每一种传统都是开放性的,它等着我们去学习,亦等着我们去将其原来的法则充实和改变。而且,即使最完美的法则也代替不了艺术家自主的思维,还有他们真诚地观看自然、观看世界的眼睛。自由的艺术要求我们拥有自由的心灵,要求艺术家懂得学习,懂得尊重的同时亦懂得不拘一格,敢于超越。我们看到,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当中,很多艺术家像孙老这样面对“传统与当代”的“二元对立”式的抉择,但他们并非简单选择“当代”,也并非简单选择“传统”,他们是在通过自身的价值探索,选择以传统的方式言说当代,抑或选择当代的语言来重构传统;在这样的“二元对立”当中,传统与前卫实际上相互回望,它们彼此的价值,正因为对方的存在而更多地凸显出文化的魅力。

  孙其峰是一位以传统的视觉语言诉说当下人目光的标志性画家,这种目光的真实与我们所一般理解的照相式真实绝不能简单等同。笔墨下的花鸟与阳光下的花鸟,其实是同样真实的世界,因为它们都同样反映了一定时代一定文化下人们所看到的,或期待看到的景观境界。纸上的花鸟同时也开在每个拥有传统憧憬的国人心中,于是艺术家所思所画,就绝不是一己肉眼所见,而是万千人心所见;艺术家用笔墨作画,不但是在用我手写我眼见,更在用我心宣人同此心。笔墨并非直到前卫艺术当中才成为这样一种心路的媒介,而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以特殊的形式绽放。在花鸟画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文化的错误的年代,艺术家即使最简单的落笔也意味着一种坚守;在坚冰解冻的年代,艺术家即使不刻意寓意,他笔下的花鸟也会在观者的心中升腾为某种希望;而在多元化价值理想纷呈的时代,花鸟又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家园感;海德格尔说,人寻求诗意地栖居,语言让我们找到的不仅仅是诗歌的美感,更是我们自身的存在。而作为一个传统书画精神的当代立言者,孙其峰先生则以其笔墨昭示着一种令人感念的生存和生命,因为他的笔墨不仅关乎画法,而早已熔铸进他的生命体验。

  强调用自身的体验去读解“画法”,而形成“画理”,孙其峰不仅是在某个画种、某个领域做出表率,而是用自己的整个艺术生命去身体力行。除却在花鸟画领域素有心得之外,孙其峰先生对于山水、书法、篆刻等领域亦立论高远。早在举国推崇现实主义原则的五六十年代,孙其峰即署文指出,西画写实教育所力主的“对景写生”与中国传统书画“目击心传”的观察创作方式,不当偏废,而是“应当分阶段使用或交互使用,以互济其短。通过实景写生方法不断从现实中吸取营养,通过‘目击心传’的写生方法逐渐摆脱对象的束缚。写生而能神似,就进入了创作的范畴”。事实上,这是从一种视觉观念的角度上说明了孙其峰的山水画创作原则:尊重并理解视像,却又不拘泥于视像,而重在“心传”。“科学求真,不能任意;艺术重美,以意为之。”孙其峰所作的山水,正是这样一种重美重“意”的山水,是欲书写胸中的山水,而不是眼外的山水。

  观孙其峰先生所画山水,不当“凝视”,而当“浏览”。若观者拘泥细节,所见无非一枝一叶、一石一木,虽辨认其中笔墨“功力深湛”,却不能得孙老山水之真意。而或浏览扫视之余,闭目而想,则心眼所见,如在纸上。孙先生画故乡之景,山不在身前而在意中,当你如此去看如此去想,山不在眼前时,其意象之深,胜在眼前之时。让人真正感念的,往往不是你眼中的山,而是你心中的山。中国画写“意”,并非不写实就一定是写意,而是真正用透彻的观察、透彻地对画理的理解,写我们视觉经验和文化经验中应有之“意”——这是孙其峰先生这样成功的当代书画名家用自己的探索以阐明的真实道理。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当代影像技术的观众往往为视像所迷,我们被困在物象之中,而不知人的自我完善和超越,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的危机。换句话来说,今天的人们习惯了以看照片的方式来看身外的世界,于是,一切的身外世界仿佛都越来越像照片,久而久之,我们就忽略了这个世界真正的精彩和丰富,忽略了我们的眼睛本来拥有的权利和自由。而艺术家能为我们做的首先就是让我们的眼睛敢于超越物象的习惯,从目光的自由中达到“精神”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中国书画的写意,与当代的实验艺术希望达到的是同样的目标,它们只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途径与手段。书画之“法”,可论、可争,然而只要是一个心诚意正的艺术家,无论采取怎样的探索方式,他的探索都应该得到这个时代真正的尊重。

  当代社会是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分工越来越细致的世界,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当代社会也是一个日益期待艺术去实现“超越”,期待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精神能够挑战自己、打破惯例、不拘泥于门科局限、追求“触类旁通”的时代。有人说,孙其峰先生以花鸟画法成功地“移用”于山水画作,此说或可商榷,但它确实说明了孙其峰先生不拘泥于画种画科、以写意心传为任的自由的创作状态。孙其峰作画如此,书法篆刻亦如此。作为一种中国书画的传统习见,许多人普遍接受“以书入画”,仿佛画中笔墨有书法意味,必是佳作;与此相对应的,却鲜有人探讨“以画入书”,或因此举探索艰难,但亦因文人观念传统,在绘画与书法之间无形厘定了一种高低界限。而上世纪90年代,(孙其峰)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学习心得时曾说:“在学书方法上还有一点遭到一些人反对的,这就是以画入书。我在画花鸟时是不择笔的,羊毫、狼毫、长锋、短锋、尖笔、秃笔……我都用,作书时我也同样不择笔,而且从思想上设法让画意写进书法里。连马宗霍这样的大理论家,在他的《书林藻鉴》里评论吴昌硕的篆书时就认为吴书篆以画藤之法为之,所以‘篆法扫地’。我想,如果有人也这样说我,那么,我就做一个‘扫地派’吧。”

  随着当代人们视觉生活的变迁,人们对于书法的理解、对于书画关系的理解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书法早已不再仅仅是承载文字信息的一种特殊载体,亦早已不再是标榜某种文人身份的文化标记,今天的书法作为视觉艺术的一部分,以其特有的历史文化逻辑和魅力每每在同一个展览中吸引绘画观众的目光,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绘画与书法,甚至能够比传统的任何一个时代更加亲密无间。

  愿意做“扫地派”的孙其峰先生,以实际的创作和理论实践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也证明了他作为一个深具传统素养的艺术家特有的文化敏感。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以画入书”,亦不仅仅是“借古通今、复兴汉隶”,而是在于他真正在一个活着的时代重建了中国书画一体的活着的传统。艺术体例上的种种藩篱偏见被艺术家温婉而又有力的笔法打通,在孙其峰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一个传统艺术大师所拥有的天赋和修养,更看到一个成功的当代艺术家所应该具有的那些典范式的要素:那就是需要深刻地了解你所看到的世界,深刻地了解你可以用怎样的手段来呈现这个世界;同时,你还要有勇气去超越所见,要敢于通过目光去重建一个属于内心的世界。

  二、艺海航标——孙其峰与当代美术教育、美术研究

  孙其峰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大师,亦是天津美术学院当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他以其毕生的工作奉献和自身的教育理论实践,为京津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美术教育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结构性的影响。

  孙其峰先生是天津美术学院(包括其几经更名的前身)中国画教学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高镜明、张泊生等院领导的支持下,主要由其峰先生策划、实施了聘任张其翼、溥佐、李智超、李鹤筹、秦仲文、萧朗、王颂余等著名中国画家来校执教的工作,建立了一支以传统型画家为骨干的教师队伍,为学院的中国画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左”的激进主义居于主流地位、传统型老画家深受排斥的时代环境中,他能够把这么多老画家团结在一起,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和积极性,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其峰先生主持天津美院教学期间,一方面接受主流思想,重视写生、体验生活与造型训练,一方面尽可能维护传统,适当强调临摹教学和师徒传承,强调学习传统画论与笔墨语言。这一努力,使天津美院中国画教学在人物、山水和花鸟三方面得到了比较平衡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教育的不足,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特的教学传统。”由于孙其峰先生等美术教育前辈在那个时代的种种坚持和努力,让中国美术在当时全国中央一盘棋的教育布局下,许多真正有价值的,却又居于当时主流舆论支持之外的传统艺术元素未被全然埋没;是孙其峰这一代艺术前辈们的努力,为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地区的中国书画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氛围和土壤;在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探讨书写当代的艺术史,探讨中国画发展的诸多可能因素的时候,天津美术学院的中国画之路,为中国画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一则范例式的说明。近现代天津美术作为一个现象的存在,为我们今天思考民族美术、传统美术的丰富性留下了深具研究价值的文化财富,更为如今探讨发挥地缘文化特点,发展和研究地域美术特色提供着历史性的启示。

  孙其峰给天津美术教育留下的深刻印记,绝不仅仅在于坚持传统、存亡续绝;以孙其峰为代表的那一代前辈艺术家,使用自己面向时代的真诚,表率性地告诉了后来者,艺术家应该怎样学习,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面对从不停步的当代潮流。在孙其峰影响下的几代天津美术学院的艺术家们,走出的是一条多样化的道路:他们与自己的老师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自觉地避免简单地因袭老师;每个人都应该“转益多师”,而后找到和强化属于自己的艺术方式;在孙其峰影响下的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体系当中,艺术家们无论是用“坚守传统”还是“探索前卫”的方式,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通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教育体系确立了属于艺术本性的那种原则:那就是艺术应该努力去避免严格遵守任何形而下的原则。

  在孙其峰的教育理论和创作理论中,多的是直接有益于笔墨操作的经验总结,直接有益于学习和领会的有感而发,而绝少有教条式的金科玉律。“孙先生的画论,秉承了‘传道、授业、解惑’之宗旨,不骛奥玄艰深,悉力求真务实,是对创造性认识活动的精辟总结。”这样的画论研究,恰恰在精神上呼应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论研究上强调感悟式经验的传统。在整个大学体系日益标准化的今天,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一种迥乎于自身文化传统精神的“现代教育”的方式:今天的我们习惯于在一篇国文中总结并背诵中心思想,习惯于用标准化数据整理我们的思想,用分值评价我们的业绩,用一个旁观者的方式记录艺术的心得;但我们有时候或许忘记了,艺术的研究和探索有异于科学式的冷静旁观,艺术教育原本是最不应该被数字化、标准化和中心化的人类精神领域。然而,这种当代的习惯性教育,已经和正在影响着每一个人,包括今天的美术学子。在当代的文化研究者普遍反思我们的现代教育体系的种种局限之时,孙其峰那种充满传统智慧、具有实际针对性和操作性的美术教育,亦是对于日益标准化的课堂教学和说明书式的美术教学读物的一种尖锐的针砭。或者说,这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我们需要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来补充当代教育的匮乏,而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具有想象力和文化包容性的美术教育来容纳我们今天对于美术的期待。无论是“传统”、“前卫”还是“现实主义”,它们都需要我们依据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文化实际重新加以消化,这样的教育才是关于人类自身完善的教育。孙其峰先生的中国画教学实践,一直在用生动的范例提醒着我们:我们需要虚心学习,同时更要懂得如何学习。

  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呼唤的正是更具有开放性、更多元化、更自由,亦更深刻的艺术人文精神。孙其峰先生的艺术生涯经历了青少年的艺术修养的萌发期,经历过崇古保守文化的影响,亦经历了徐悲鸿美术教育以及前苏联现实主义的影响,而后才逐渐达到自身的“老成阶段”。孙其峰先生可贵的地方,一在于其自身的艺术创作能在虚心充实各方面修养的基础之上有所选择、有所坚持;更在于孙其峰先生艺品卓越、推己及人,为了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茁壮发展以身示范,积极分享自己的学理经验,同时更不拘一格容纳人才,在一个大众迷信权威的时代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理念,为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良好的铺垫,同时也为传统书画真正面向时代积蓄了宝贵的力量。

  三、“求异存同”——孙其峰的“当代性”

  一直以来,我们都向那些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的艺术家表示充分的尊敬;一直以来,我们也在向那些锐意探索、敢于突破的当代艺术家表示尊敬。然而,在我们今天的艺术批评以及公众舆论当中,却无形地存在着某种“传统”和“当代”割裂的倾向:过去人们用赞同黄公望的方式来赞同王原祁,而今天的我们也经常用赞同古人的那些理由来赞同今天的传统书画家,仿佛今天的“传统”近千年来从未变更;另一方面,人们也用赞同毕加索的方式赞同马塞尔·杜尚,而今天我们也往往只用赞同马塞尔·杜尚的方式来赞同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无形之中,当代艺术变成了一种狭义的“当代艺术”,它只包括着那些探索性的艺术实验,而不再包括今天仍然活跃在社会文化领域的那些传统书画家、那些民间艺术家,以及各种各样以不同的文化生态存在,却没有奉行一般的前卫艺术逻辑,从而逐渐远离了“当代艺术批评”视野的那些丰富的艺术形式;而在所谓的“当代艺术”视野逐渐固步自封而狭窄的同时,我们的“传统书画”也不免固步自封而刻意回避这样的“当代性”。由此我们今天的艺术逐渐分化成两种语境:在一种语境当中,我们言必称前卫,我们所有的当代性几乎全都来自舶来的术语;而在另一种语境当中,我们坚持“传统”,但传统几乎完全是对于当下的一种抗拒与坚持,古老书画界的徒子徒孙们用古老的画论术语谈论“绝妙的笔墨境界”,而全然不知世易时移——无形之中,这种话语的“传统”也正在变得远离时代和远离群众。在今天,一般的公众正在与这样的“当代艺术”逐渐疏远,因为无论是这样的“前卫”,还是这样的“传统”艺术,都未能直面我们当下的文化命题,不能让今天的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动或震动。

  在怎样承继传统和怎样面对当代的问题上,孙其峰先生同时做出了良好的表率。或者说,他是一个真正能够坚守传统又能不拘于传统的人,是一个真正敢于以开放性的传统精神面对当代艺术和当代生活的卓越艺术家。在孙其峰的诸多作品款题当中,他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别署叫做“求异存同斋主”,何谓“求异存同”?“我想孙老指的‘求异存同’还是与他不断求‘变’的追求有关。‘异’和‘同’本身也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获得同不易,但在同的基础上再求变就更难,我想孙老通过这个别署,是为我们传达一种孜孜以求和不泥守古法,敢于出新的治学态度。”既存其同,更求其异,这并不是在语言游戏的意义上对于一个成语的简单换用,而是艺术家自我的文化身份表述,在某种意义上,亦可以看做孙其峰一生艺术探寻和教育思想的一个简约缩影。

  当今这个时代的文化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正在于我们今天明确地意识到每一个自我都可以有所“不同”,我们坚持文艺的优良传统,但切忌拘泥格式,人云亦云;我们提倡探索性的“前卫”,但亦切忌一味求异,忘掉艺术来自人群亦作用于人群的文化使命;而孙其峰先生的“求异存同”,正是一种立足传统、面向当下的艺术价值主张,是在充分经历了现当代中国多元化艺术理念的洗礼之后一种更成熟的文化策略。在当代文艺界,在各种声音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们首先需要一种“求同存异”态度以容纳更多的知识和更多元的价值理想;但在我们接纳了兼容并包的基本价值原则之后,每一个艺术家更需要进一步“求异”,需要寻找属于每一个自我的艺术生命之途,需要自己在无限丰富的艺术可能性中做出自己的选择,有所为,更有所不为。

  求异存同,首先强调了多元与包容的统一,在每一个艺术家勇于开创自己的别开生面的世界之时,首先需要的是在有所坚持的同时有一个可以容纳不同价值的开放性的心灵。孙其峰先生幼承家学,而后博采众长;如前文所述,其汲取的艺术素养,既包含了那些传统最深厚的艺术,同时也包含着当时在中国文化而言最具革命精神的探索型的艺术。这正是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成长和成熟的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先驱者都在经历的文化过程。与时人一般的理解有所“不同”的是,并非只有画面上的形而下的“中西融合”才代表着这场时代碰撞的成果,文化的融合具有如此多样的形式,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文性系统,它们有时候相互接近,有时候相互疏离,但不管在视觉形式上或近或远,它们不同的价值已经在我们的当代文化视野中并置和相互说明、相互激发。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最简单地去坚守笔墨的传统,也不再仅仅意味着它们的艺术中只有笔墨、只有传统;它们的坚守已经是在面对前卫之时的一种视觉选择,是在可以选择不再坚守的情况下选择的坚守,因为存在一个笔墨规则之外的精彩世界,这样笔墨规则之内的精彩,也变得在文化含义上有所不同。

  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人,孙其峰先生自觉地遵循着这样的当代艺术精神:他有所坚守,但从未盲从,不论这个权威来自古代的笔墨,还是现代的素描,抑或是当代的前卫,一个艺术家,归根结底必须有所容纳更有所坚持,坚持自己最适合、最真实的那样一种表达方式。孙其峰先生大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经历了当代中国艺术史上每一次最重大的价值沉浮的时段,有的艺术曾经被奉为圭臬,然后被怀疑和丢弃;也有些艺术曾经被冷对,又一度被热捧追随;弥足珍贵的是,孙其峰先生总能以平常之心面对,他既未盲从任何潮流,亦未自绝于时代潮流之外,作为一位坚守艺术尊严和文化尊严的前辈艺术人,他耐得住寂寞,亦敢于面对权威求异存同。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之下,不但坚守出自己独具一格的艺术道路,同时更是在全国用一种特定的模式“改造中国画”的呼声中,坚持了天津美术学院自身特色的中国画发展路径,从大一统的文化价值垄断的时代,一直茁壮成长到整个社会都能够接受多元艺术追求的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孙其峰先生的影响下,天津美术学院的艺术追求至今仍体现出它特有的坚守和包容: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所坚守,但艺术与艺术之间相互理解和兼容;在这里,传统的视觉图式至今仍充满活力,因为它正在书写当代的声音;在这里同样容纳一批走在艺术实验最前沿的艺术人,在这里,不仅仅是中国书画,而是在整个美术学的专业领域之内,产生着一批又一批坚持各自艺术面貌的艺术家,在这里,年轻的艺术学子们或许仍然会因为探寻自我而迷惑,但他们明确知道,自己必须努力变得有所不同。

  这是当代艺术最核心的精神价值所在,那就是绝不盲从任何权威;这亦是中国最传统的文化精神内涵所在,因为它同时强调不行绝对,不论偏颇;于是在哲学家们一度执意论争之处,艺术家们用他们自身的视觉经验达成了实践的和解。正如孙其峰向他的弟子们传授的那些原则:不仅去学习“画法”,而要用自己真诚的目光去发现“画理”——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要达成的目标,并不是在“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简单地选边站队,而是要通过自己当下的视觉观察当下的世界,从而参悟属于自己的画理,找到属于自己的图式。孙其峰先生笔下的世界,无论是花鸟、山水还是他的书法,最令人感动之处就在于它所特有的参悟视像的方式:这里的一切看似无一笔不在传统当中,但仔细观察比对,又没有任何一个传统的前人画家可以涵盖他特有的笔墨变化;这里的一切似乎亦体现着一种经历过现实主义的美术观察训练的视觉印象,但这里的每一处细节如果严格地比对素描、光影和结构,又势必似是而非——孙其峰先生用他特有的方式来把握当下的视觉经验,“有笔墨处是画,无笔墨处亦是画”,他不是简单地表达笔墨自身,亦不是简单地用笔墨来表达世界,而是用整个世界来表达笔墨。

  正是这样的方式,不是具体的传统画法,而是这种以视觉特有的敏感性把握世界的特殊“画理”,让一位传统的艺术大师与当代艺术的价值追求紧密相连。通常人们把前卫艺术理解为“反抗”、“叛逆”或“愤世嫉俗”,但其实真正的前卫艺术精神,是一种积极的反思,这是一种敢于面向一切权威的考察和反思,敢于面向一切现实的考察和反思,亦是敢于面对自身的考察和反思。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内心,“不做造化(大自然)的奴隶,要做造化的主人”;而用一种超越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自己,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勇于追问的心灵。“脱去古人畦径难,脱去自家畦径更难。作画贵在功参造化,妙在能时时涤荡陈趣,另辟蹊径。”孙其峰先生,用他的整个艺术生涯寻找着属于他自己的“画理”,并不断提醒自己涤荡陈趣、另辟蹊径,在这个意义上,他坚持的传统,是一种十分“当代”的传统,是一种历久弥新,不断生发的传统。一个理解当代文化价值的艺术家,即使用传统的手法去创作,也可以呈现出当代的话语和思想,而一个不理解当代文化价值的艺术创作者,即使用最时髦的手法去创作,也只是一种披上了“前卫”外衣的保守。孙其峰先生用他整个艺术生涯的现身说法告诉了我们,哪些原则需要坚持,又有哪些“画理”,期待着我们去锐意改变。

  我们总结和分析孙其峰先生的艺术、教育成就并对其表示尊敬,但我们更应该尊敬的是,孙其峰是一个永远拒绝被“总结”的人,他的艺术生涯,就是不断探索、不断挑战;敢于冷对世俗、敢于与时俱进,更敢于求异存同,超越以往的思维俗套和定式,亦敢于超越自己反思自身的无懈历程。这正是孙其峰的艺术价值及其思想价值的“当代性”所在。

  传统从未停滞在某个遥远的过去,传统的艺术通过与当下生命的一次次对话而不断浴火重生,从而与我们真正血脉相连。“今天的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其实都正致力于这样的一场对话,用视觉与时间对话,用自身的学养与绵延的传统对话,用活生生的生命与永恒对话。”孙其峰先生,正是这样一位面向当代的传统艺术大师,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中提供了一种示范性的态度和榜样,孙其峰艺术生涯的整个探索过程,或许比他任何一件单独的作品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尊敬。事实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艺术生涯都是无限的,因为他通过他所热爱的时代追问历史,并由此垂范后世。他的文化意义,会在一代又一代传承者和接受者薪火相传的追问中不断生发出更丰富多样的篇章。

  在此恭祝孙老先生安康,并期待他的艺术生涯写下更多的精彩与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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